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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英国的辉煌过去在美洲会有它的未来。

实际上，英国对北美居民直接征税的时间并不长，始自1764年。今天，当我们的法律学者呼吁税收法定主义乃至税收宪定主义的时候，美国建国之初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方面，在面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时，尤其是面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多变现实的时候，试图用事先确立的规则来限定政府应对未来挑战的灵活选择是不现实的。

虽然他们深知这一原则本来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有实力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封建领主。[78]在这里，1791年的宪法讨论得到了重申和尊重。法律人很容易陷入制度中心主义的陷阱，认为制度到位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一，美国革命是一场针对英国政府违法行为的革命，而不是针对英国法治的革命，所以革命后并没有废除旧法统，美国宪法也是在英国法治传统的脉络中生成的。但历史研究可以帮我们看到，无论有多好的制度，缺乏合适的人去执行它，也只是一套空文。

在汉密尔顿提出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之后，这个建议先是在众议院遭到麦迪逊的猛烈抨击，艰难通过之后，华盛顿总统在考虑是否行使否决权的过程中征求国务卿杰弗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司法部长爱德蒙·兰道夫（Edmund Randolph）的宪法意见。在他的提议和游说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4月5日通过了《糖税法》（ Sugar Act），该法的目的正如其序言所言： 由于在美洲征税以支付国家为该地提供国防、治安和稳定的费用是正当且必要的，我们下议院全体议员为此授权圣上于1764年9月29日之后对在美洲销售的下列商品—美洲生产的粘性糖，法国生产的葡萄酒，波斯、中国和东印度制造的丝绸产品……征收下述税目和税额。他本人后来也在与布尔的决斗中受伤身亡。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法治共识，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三位弗吉尼亚王朝总统后来才没有完全推翻汉密尔顿确立的财政宪制，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使之得以确立和稳定。只不过人们一开始表达不满的方式不是反叛或革命，而是请愿。它也无力为革命将士支付报酬并偿还公债。这时，政党政治和财政部长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

这不仅排除了行政部门颁布规章来征税的权力，也排除了参议院在征税方面的创制权。众议员的数目，不得超过每三万人口有众议员一人，但每州至少应有众议员一人，在举行人口调查以前，各州得按照下列数目选举众议员：新罕布什尔三人、马萨诸塞八人、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垦殖区一人、康涅狄格五人、纽约州六人、新泽西四人、宾夕法尼亚八人、特拉华一人、马里兰六人、弗吉尼亚十人、北卡罗来纳五人、南卡罗来纳五人、乔治亚三人。

只要跨出宪法专门为国会权力设置的边界一步，就会使国会获得无边无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再可能受到限定。（五）国家银行与必要而合适的法律 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财政系统离不开中央银行。稳定的不成文宪法往往是围绕宪法文本而行动出来的，否则它就会失去向心力，漂移在远离宪法内核的汪洋中，最后消失在远方，无法沉淀下来。给定这个背景，如下事实便不足为奇了：19世纪围绕内部改进、金融、货币、关税、公地以及最终的分离和奴隶制而展开的冲突主要是以国家与各州的宪法权力为语法来界定和争夺的。

第五，通过确立议会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不是像内战之后那样废除君主，议会势力为自身采取武断行动的倾向套上了缰绳。但实际上大量印钞是通过导致货币贬值而向全体国民变相征税，这种征税对穷人造成的边际损害远大于对富人的损害，严重违反了量能课税的原则。为了落实自己的偿债承诺，邦联议会还创设了财政总监（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职位，并全票通过任命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 Jr.，1734-1806）担任此职。[40]关于五分之三妥协的形成过程，请参阅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7页。

其一，美国革命是一场针对英国政府违法行为的革命，而不是针对英国法治的革命，所以革命后并没有废除旧法统，美国宪法也是在英国法治传统的脉络中生成的。英国财政部希望每年都从在北美征收的糖税、印花税和其他税种中获得大约200万英镑的收入，以维持在北美的常驻军队的开支。

第四，议会还确保了自己在分配经费并监督其使用方面的权能，使得君主要花钱的时候必须与议会平等协商，实际上，议会现在掌握了发出切实威胁的制高点，可以迫使过于任意妄为的君主退位。汉密尔顿促生的财政部动议机制和盖乐庭催生的众议院财政审议和专业化法案起草机制此后成了美国不成文财政宪法中的重要成分。

尽管有路易斯安纳购买这样的巨额支出，到1812年，盖乐庭仍使美国国债减少了3780万美元。柏克在前述演讲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放弃偏狭的控制欲，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对英国来说并不是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革命是一场财税制度的革命。根据宪法组建的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便组建了一个财政规划委员会来审议联邦政府筹款的方法和手段，但这个专门委员会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后就在他的压力下取消了。但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资深联邦党人威廉·史密斯，委员会的十四位成员中有九位联邦党人和五位共和党人。在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政府一方面通过减税讨好选民，另一方面又大量增加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这些都是通过借债实现的。

1819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案的判词中写道：现在导致争议的这种权力曾经被根据现行宪法而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行使过。另一方面又不信任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条条框框来束缚它的手脚，这是十分愚蠢的。

[36]它是一场由债务危机导致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在起草过程中争议激烈，[20]但最终进入文本的第8条规定：所有作战费用及所有其他为国防或全民福利所招致之费用，经邦联议会同意者，应由国库支付。

第二，君主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受到限制，君主未经议会同意而在事后改变规则的能力受到约束。[22]Jerry W. Markham,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From Christopher Columbus to the Robber Barons, M. E. Sharpe, 2002,pp.6-8. [23]Charles Rappleye, Robert Morris, Financi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p. 124. [24]莫里斯和汉密尔顿在这段时间保持着频繁的通信，两人在公共信用／国债和税收问题上的观点是相互影响的。

那么，邦联国会本身便具有的财政权，是如何在新的联邦中被激活的呢？ （一）代表性与纳税义务 I.1.3是整个财政宪法的逻辑起点：无代表，不纳税。当然，美国财政宪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段时期只是有了一个基础和框架，其实质内容有赖此后不断的填充和改善。它将债权人和债务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条件：财政汲取能力。

汉密尔顿方案得到实现是汉密尔顿运用政治技巧达致政治妥协的结果。[76]他写道：包含在一部宪法中的权力，尤其是那些事关一国事务之一般行政管理的那些权力，诸如涉及财政金融、贸易、国防等的权力，都应得到宽泛的解释，以促进公共福祉……国家的紧急需求得到满足、国民的不便得到缓解、国家的繁荣富强得到促进，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于[政府]在选择和适用这些手段时必然需要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最后每位高级军官都得到了价值大约1万元的带息国债。他们除了带来请愿书之外，还带来了军营内人心不安、随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

同时，这份报告指出，为了共同的安全与福祉而负债可以增强国民的向心力和勤勉精神。到17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达到470万美元，足以支撑政府运作和偿还巨额的国债利息。

[48]直到1794年，即汉密尔顿离任的前一年，盖乐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说服众议院恢复了这个委员会，搭建了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34]因此，制宪会议一开始的日程上出现的不是如何书写一部宪法，而是若干棘手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 （1）为联邦政府提供独立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以确保其基本的开支。由财政部长向众议员提交报告，指出国家需要动用财政经费来加以支持的事项，并详细论证其公共利益价值与合宪性，这个宪法惯例始自汉密尔顿。虽然一开始有八个州表示有兴趣参加，但最后只有五个州的代表来到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讲的地方，出席了1786年9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

[21] 任职后，罗伯特·莫里斯曾经试图清偿国债。以汉密尔顿、罗伯特·莫里斯、古维诺·莫里斯（Gouverner Mor-ris）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抓住这个机会向议会施压，要求通过支持公债和军费的方案。

邦联议会享有后来的美国国会所享有的许多权力，只是它没有机制和手段去落实自己的权力。[7] 有研究表明，英国在北美的征税行动是得不偿失的。

盖乐庭在1798年一次众议院演讲中指出：在那段时间（即光荣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种不断扩张的恩主一门客关系和一种体制性的、腐败的影响将议会降格为名义上的代表，一部为政府提供便利来增加自身收入的纯粹机器，一个行政权力借以轻松把手探进入民钱袋的媒介。因此，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可以分析出美国财政宪法的生成机制和活力来源。